違法所得沒收程序三類證明標準的把握和適用
欄目:行業動態 發布時間:2018-12-19
違法所得沒收程序三類證明標準的把握和適用

違法所得沒收程序是一種特別訴訟程序,在事實審查上主要涉及犯罪事實、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的認定,而犯罪事實的認定又分為訴訟階段和批捕階段犯罪事實的認定。上述三類事實認定適用的證明標準與普通刑事訴訟程序不同。為幫助廣大司法工作者正確理解與適用上述三類事實認定證明標準,減少實踐分歧,我們對三類證明標準的適用依據和要點進行了梳理和分析,以供實踐中參考。
一、訴訟階段犯罪事實認定的證明標準——“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
“兩高”2017年1月出臺的《關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適用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明確了此類案件中訴訟階段犯罪事實的認定標準。根據《規定》第十條,同時具備以下情形的,應當認定為“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一)有證據證明發生了犯罪事實;(二)有證據證明該犯罪事實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的;(三)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犯罪行為的證據真實、合法。其中第一項、第二項是關于證明內容的表述,第三項是對證據資格的表述,要求證據必須客觀的,且不屬于非法手段取得。這樣規定的理由主要有三點:一是受客觀條件限制,難以符合普通刑事訴訟程序證明標準要求。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中,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到案,對犯罪動機、目的以及行為過程等犯罪事實的證明難以達到普通刑事訴訟程序中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要求。如堅持普通刑事訴訟程序證明標準要求,絕大多數此類案件都難以順利推進,立法規定就可能在實踐中被束之高閣。二是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本質特征決定了此類案件的證明標準相比普通刑事訴訟程序可以適度降低。違法所得沒收程序本質上是一種確權之訴,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犯罪事實不是為了定罪處罰,而是為了確認申請沒收的財產是否屬于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從而最終決定是追繳沒收還是返還被害人或者被害單位。在有的案件中,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犯罪還可能主要出于通過違法所得沒收程序?;け緩θ撕戲ú撇目悸?。如在崔某違法所得沒收申請案件中,崔某已死亡,根據相關證據認定崔某實施受賄罪的同時實施詐騙犯罪,主要考慮到崔某在實施詐騙過程中將大量贓款投入經營和轉移至特定關系人,通過偵查程序更能統籌把握贓款贓物去向,更能有效將崔某已投入經營和轉移的財產追繳到案,最終返還被害人。在崔某已死亡的情況下,通過民事訴訟程序審理,涉及遺產繼承、財產糾紛等處理,被害人的財產往往難以順利返還。三是為了避免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后對犯罪事實的認定沖突。違法所得沒收程序隨時可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而終止,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到案情況下適用排除合理懷疑標準,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后再適用排除合理懷疑標準對犯罪事實和定性進行了更改,就必然會引發對之前適用排除合理懷疑標準的質疑,從而影響司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需要強調的是,降低證明標準并不意味著對訴訟階段犯罪事實的認定和行為的定性可以模糊處理。在違法所得沒收程序中,對犯罪事實的認定和行為的定性不僅是適用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前置程序,而且是認定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的基礎事實。人民法院在立案受理階段,應當嚴格依照《規定》的“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的證明標準,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犯罪的事實進行審查并準確定性。如在任潤厚違法所得沒收申請案件中,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適用上述證明標準,嚴格認定犯罪事實和準確定性,對檢察機關沒收違法所得申請書中載明有誤的犯罪事實和定性均進行了更正,保證了案件審判質量和效果。
二、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認定的標準——優勢證據證明標準
1.關于申請沒收的財產與犯罪的關聯性的一般證明標準?!豆娑ā返謔嚀醯諞豢罟娑ǎ骸吧昵朊皇盞牟撇哂懈叨瓤贍蓯粲諼シㄋ眉捌淥姘覆撇?,應當認定為屬于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這一規定明確了優勢證據證明標準,除了與犯罪事實認定證明標準所涉相同理由外,還借鑒吸收了國外不定罪沒收理論和實踐。對于申請沒收的財產與犯罪事實的關聯性,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家采用的是優勢證據證明標準。如美國民事沒收只需以優勢證據證明擬沒收的財產被用于或者源于非法活動。2000年,《美國民事資產沒收改革法》改變之前的做法,由聯邦政府負責證明財產與非法活動的關聯性?!睹攔ǖ洹返?8章第983條關于民事沒收的一般規定明確了舉證責任,并明確只要證據達到優勢證據證明標準要求,聯邦政府就算履行了舉證責任,即可提出民事沒收程序。又如根據澳大利亞《2002年犯罪收益追繳法》第241條第3款規定,法院或者郡治安官在判斷構成違法行為的事實是否發生或者某人是否意圖將資金用于違法行為時,應根據優勢證據原則裁定。澳大利亞《2002年犯罪收益追繳法》第371條第1項進一步明確了“申請人承擔簽發被申請的命令所需要確定的證明責任?!?br data-filtered="filtered"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list-style: none; line-height: 26px; white-space: normal; color: rgb(36, 36, 36); font-family: 宋體;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為維系訴訟雙方在證據上的平衡,優勢證據證明標準既適用于檢察機關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也適用于利害關系人對申請沒收的財產主張權利。一方面,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原則,只要檢察機關提出的證據證明,申請沒收的財產具有高度可能屬于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的,人民法院應當支持檢察機關的申請,除依法返還被害人以外,應當沒收;另一方面,只要利害關系人提出的證據證明,申請沒收的財產具有高度可能不屬于犯罪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財產的,人民法院不應支持檢察機關的沒收申請。保持這種平衡,可以有效避免因適用優勢證據證明標準而出現單向損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害關系人合法財產權利的問題。
值得強調的是,“具有高度可能”是《規定》為認定申請沒收的財產是否屬于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設定的最低證明標準。對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的認定既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犯罪為前提,又相對獨立于犯罪事實,有的案件中甚至完全不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到案影響。如犯罪嫌疑人通過假發票平賬套取公款,再通過銀行轉賬到其控制賬戶的,關于套取公款以及贓款贓物流向的事實具有書證、證人證言予以證明,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對于此類情形,如果在表述證據證明內容時,仍然使用“具有高度可能”的表述,意味著降低了證據實際的證明力度,可能引起社會公眾對裁判公正性的質疑。
2.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件中的關聯性證明標準。對于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由于刑法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說明來源,屬于舉證責任倒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有權利也有義務說明其財產來源。如果人民法院經審查,有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犯罪事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的,應當視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說明其財產來源權利的放棄和義務的違反,此種情況下,利害關系人沒有對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主張權利或者雖然主張權利但提供的相關證據沒有達到優勢證據證明標準的,應當認定涉案財產屬于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可以由其近親屬替代說明巨額財產來源。近親屬不能說明巨額財產來源的,應視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說明其巨額財產來源。綜合上述考慮,《規定》第十七條第二款明確此種情形下“申請沒收的財產屬于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
三、批捕階段犯罪事實的認定——略低于普通刑事訴訟程序的逮捕標準
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案件,“通緝一年不能到案”是適用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前提條件,根據相關規定,“通緝”是指公安機關發布通緝令或者國際刑警組織發布紅色通報,“網上追逃”“協查通報”“內部通報”均不屬于“通緝”。而要發布紅色通報和通緝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符合逮捕的條件。這就決定了此類案件中偵查機關提請檢察機關批捕是適用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前置程序。實踐中不少辦案單位反映,當前檢察機關對批捕的證據標準要求過高,導致實踐中批捕率很低,建議適度降低批捕的證據要求。筆者認為,此類案件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取證比普通刑事案件難度更大,特別是關于犯罪動機、目的的相關證據。既然訴訟階段證明犯罪事實的證據、申請沒收的財產與犯罪關聯性的證據均有所降低,訴訟階段證明犯罪事實的證據適用的是普通刑事訴訟程序中的逮捕標準,那么批捕的證據證明標準亦可相應向低調整。更主要的是,對此類案件批捕,系為了發布通緝令和紅色通報,督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歸案,或者一年后及時啟動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與普通刑事訴訟程序中批捕后直接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有本質不同。關于批捕證據標準的具體要求可由有關部門協調解決。